車禍事故，通知他人如果不來和解就要告他過失傷害算不算恐嚇？

問題摘要：

車禍當事人於事故後告知對方「不和解就提告過失傷害」等語，一般情況下不構成刑法上之恐嚇罪，因提告係法律上之正當權利行使，不涉非法加害意圖；惟若語氣及內容顯不相當，明顯帶有不法要脅或威脅語句者，仍可能觸犯刑法第305條，構成恐嚇犯罪。構成恐嚇或其他犯罪行為，非僅取決於是否出現「提告」、「賠償」等字眼，而應回歸於行為人之真實主觀意圖、手段之正當性及其與目的之關聯程度。行使權利必須在法律規範之內為之，若因目的不純、手段不當或兩者間缺乏關聯，即便形式上包裝為法律行動，亦可能落入構成犯罪的法律風險。

 

律師回答：

在交通事故發生後，當事人彼此常因損害賠償、責任歸屬等問題而產生爭執，其中一方可能對另一方表示「若不來協商就要對你提告」、「不和解我就告你過失傷害」，這類語言是否構成恐嚇，需從刑法第305條恐嚇罪的構成要件來分析。

 

依刑法第305條規定，所謂恐嚇罪係指「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於安全者」，須具備三要素：一、以加害他人之意圖表達出明確的不法威脅；二、威脅內容涉及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或財產的損害；三、對方確實因此產生恐懼感，導致心理安全受危害。

 

在判斷一項行為是否構成刑法上之恐嚇罪時，除了形式上有無「恐嚇」語言或行為外，更須實質檢視其行為人之目的是否與正當利益相關、所使用之手段是否合於法律規範、以及目的與手段之間是否具有正當且合理之關聯。若該行為屬於行使法律上之權利，通常不構成犯罪；但若其目的與表面所述法律行動無關，或其使用手段已超越法律容許之範圍，甚至目的與手段間無任何正當連結者，則可能構成犯罪行為。

 

第一，行為人之「目的」若與和解、索賠或法律請求表面無關，而實為報復、打擊、勒索或打壓對方等不法意圖，則即使手段包裹於法律語言之中，亦可能被認定構成犯罪。例如某甲因與某乙發生車禍事故，表面上稱「若不和解我就告你」，但實際上並非為求賠償，而是利用訴訟程序讓某乙在職場或社會名譽上受損，甚至散播對方之隱私或誤導第三人，則其行為目的已超越單純維權範圍，轉化為打壓或報復，其目的不再與合法和解或訴訟請求有關，即使手段似符合法律形式，亦有可能構成恐嚇或其他相關犯罪。

 

第二，若「手段過度」，即行為人除以行使訴訟權利作為壓力外，另加諸非法或不適當之言語、行為，例如揚言公布對方隱私、散播誹謗性訊息、威脅人身安全、動用黑道勢力、損毀財物、恐嚇其家人等，此即屬超越正當權利行使的範疇。即使行為人表面聲稱只是欲透過訴訟解決爭端，但實際上卻以非法手段脅迫對方讓步，已違反法律所保障的正當程序與公序良俗，其手段本身即具有構成犯罪的性質。刑法第305條之適用並不以結果實現為要件，只要行為足以對他人造成心理上安全危害，即可能構成犯罪。

 

第三，「目的與手段顯失關連」，亦即行為人雖聲稱是基於某目的而採取特定行為，但該手段之內容與所謂目的顯不相稱或毫無關聯，令人難以信服其為正當行為。例如某甲聲稱為催討貨款而對某乙發出威脅訊息，內容卻為「若不交錢，就讓你孩子出事」，此類言詞不僅與金錢請求無合理連結，反而涉及對生命之直接威脅，其手段與目的間欠缺比例與關聯性，即便最初確有金錢請求之正當性，亦因所採取之脅迫手段而構成犯罪。

 

倘若行為人對於民事債權主張所採方式係具非法壓迫性質，不符合法律保障程序，即屬行使權利過當，已非法律允許之自力救濟範圍，應另受刑事責任評價。此外，在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時，檢察官與法院亦會綜合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、行為當時之語氣態度、言詞內容是否具加害性質、對方實際是否感到恐懼等諸多因素進行判斷。

 

例如若行為人語氣冷靜、所提內容為提告、假扣押等法律行動，且目的僅在促使對方協商解決，法院多認為無犯罪構成；反之，若行為人語氣激烈、反覆咆哮並夾帶人身威脅、生活干擾或家人恐嚇，即便包裹在「不賠就提告」之法律話術下，也可能被法院認定為恐嚇或強制等罪之構成事實。

 

就此而言，單純告知對方「我要提告你過失傷害」本身是法律所賦予的正當權利行使，不構成對生命、身體等的不法加害意圖，自難以認為屬於刑法上之恐嚇行為。舉例而言，被害人於事故發生後通知對方「若你不來和解，我只好向法院提出刑事訴訟」或「我會依法向檢察官告你過失傷害」，此種表達目的在於傳達行使司法程序的意圖，屬正當手段，並未以非法加害為要脅手段，依法不構成恐嚇。即便對方因而感到壓力或不悅，亦非刑法意義下之「安全危害」。

 

但若行為人除了表明將行使法律途徑之外，另附加不相當、不法或不正當之脅迫語言，例如：「你不賠我兩倍的錢，我就讓你身敗名裂」、「我就是要告你，讓你工作丟掉，看你以後怎麼做人」等語，即使表面仍以提告為名，但若手段明顯脫離法律正當程序，並夾帶其他違法意圖，即有可能構成恐嚇罪

 

。再如，知悉對方為公務員，藉此施壓表示「若不和解就會對你提出傷害告訴，讓你被記過甚至調職」，目的不在於透過法律維權，而是透過法律名義達成不法利益壓迫，則實務上較可能被認定有構成恐嚇之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是否構成恐嚇，不以對方是否實際受到傷害為唯一判斷基準，而是以行為人有無違法加害之意思、是否導致對方在心理上產生具體可認定之恐懼感為主要審查重點，且法院於審理時亦會從語氣、背景關係、當事人身份、威脅內容的合理性與可能性等綜合判斷。

 

而若雙方之間存在親屬或業務關係，例如發生車禍後通知對方來協商未果再言及提告，是否構成恐嚇仍須個案具體認定，單純以法律手段作為溝通手段，不會當然構成恐嚇罪。至於提出告訴是否成立，法院審理刑事案件需講求證據能力與證明力，即使被害人自述對方威脅，若無其他具體證據佐證，檢察官亦可能不予起訴，或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判決無罪。

 

若現場有第三人在場且能客觀說明當時語言及態度，或有錄音、訊息紀錄等，即可能強化證據力，但若證人與當事人有親屬或密切關係，仍須經檢察官審慎判斷其陳述之可信程度。當事人在處理法律糾紛時，宜謹慎選擇表達方式與處理手段，避免為一時情緒或過度施壓而觸法，反致原有正當權利遭受阻礙，並造成不必要之刑事責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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