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品不安全求償有何難處？

問題摘要：

唯有在立法、行政與司法三面向形成合力，從預防面加強業者管理、從責任面簡化消費者舉證，並從救濟面保障受害人權益，方能有效遏止食品安全風險蔓延，並實現全民健康之保障。未來尚可思考導入「食品風險基金」、「市場退場機制」、「企業內部吹哨者保護機制」等先進制度，進一步建構出具預防性、懲罰性與補償性兼具的完整食安法律體系，以確保每一位消費者在面對潛藏風險時不再孤立無援，而是有法可依、有救可循，讓食品市場回歸誠信與安全，從而促進社會整體信賴與安定。

律師回答：

關於這個問題，食品安全事涉全民健康權益，而當食安事件導致消費者生命、身體或財產受損時，依法可循民事求償途徑主張權利。

 

然而，實務操作中，消費者往往面臨重重舉證困難，使得食品不安全求償成為一條艱難之路。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，企業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時，應確保其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所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，若其違反此義務，致生損害，則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雖第7-1條明定企業如主張其商品符合安全性者，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，惟於實務中，法院對該舉證責任分配仍多採嚴格標準，未能充分緩解消費者之舉證壓力。

 

尤其於食品中毒案件，消費者須證明其身體受損與所食用食品間存在因果關係，惟食品多數於攝取後數日即被代謝排出，若無行政機關及時介入調查並追查污染源，消費者將難以單獨完成抽樣、化驗、比對等科學性證據之蒐集與保存，導致事後法院審理時欠缺直接證據佐證，求償無門。進一步而言，食安求償多涉及眾多受害人，如僅由個別消費者分別訴訟，不僅耗費資源，更可

 

能因單一原告訴訟力不足而影響整體追償效果，故消保法第50條設有消費者保護團體得就同一原因事件，受讓二十人以上損害賠償請求權，提起團體訴訟之規定，惟實務中因讓與程序繁瑣、團體資源有限、部分法院對訴訟要件採取嚴格解釋等因素，導致集體訴訟推行困難。

 

此外，針對企業之惡意或重大過失，消保法第51條雖設有懲罰性賠償制度，惟實務運用保守，多數法官對「惡意」、「重大過失」之認定採高門檻，且即便認定成立，懲罰性賠償額度亦常遠低於法定上限，未能發揮嚇阻與懲罰效果。

 

另就法律責任基礎而言，除消保法外，民法第184條及第191-1條亦提供侵權行為及產品責任之請求依據，特別是191-1條明定商品製造人對於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損害應負責，對於輸入業者與標示為自家品牌者，亦視同製造人，擴大責任主體範圍，惟此類案件仍須證明「欠缺」存在及其與損害之因果關係，回歸舉證困難之老問題。

 

故有實務見解嘗試援引「表見證明」作為舉證責任之減輕機制，依民法第227條但書，若原告能證明食品安全性欠缺及其損害，法院可依一般經驗法則推定二者間存在因果關係，初步減輕原告負擔，惟此推定非絕對，被告仍可提出反證，否則即須承擔敗訴風險。

 

然而，「表見證明」是否適用、如何適用、何為足以產生推定的「典型事象」，常引發實務歧見，亦無統一標準，致使原告即便援用此理論，亦仍難確保訴訟勝訴機率。舉例而言，若消費者主張食用某超商餐盒致腸胃炎，應證明該餐盒存在衛生瑕疵、其所食與所購物品一致、並無其他可能病因，若能提出醫療診斷、購買憑證、剩餘食品供檢驗，則較有機會成功，惟若僅有單憑口述或未保留樣本，法院往往難以支持請求，況且單一案件金額常不高，部分律師及受害人難有足夠誘因提起訴訟。

 

再者，消保法第33條雖賦予主管機關調查權限，並可抽樣檢驗，實務中衛生局或食藥署若能及時採樣並公告檢驗結果，將大幅提升消費者勝訴機會，惟若行政機關調查不周或反應遲緩，亦將失去搜證與揭露真相的最佳時機。因此，在食安求償實務上，需有行政調查佐證、集體訴訟推動、法院舉證責任分配合理化及懲罰性賠償機制活用等多管齊下，方能突破現行困境，落實消費者權益保障，否則食品不安全事件雖屢見不鮮，但受害者求償之路仍然崎嶇難行，正義難以實現。

 

食品安全事關全民健康與公共利益，在屢屢爆發重大食安風暴的現實背景下，法律制度亟需從預防、責任與救濟三個面向強化對食品風險的管控與對消費者的保障。

 

首先，應從法制上全面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架構，不僅要求業者符合食品衛生標準，且應設立明確且可稽核之自律規範，使業者對其食品來源、製程、包裝、儲運等每一環節皆負有主動管理與揭露之義務，並建立「食品安全管理系統（FSMS）」或「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（HACCP）」等國際標準體系，以制度性保障食品安全。進一步，必須推動食品全程溯源制度，使食品從原料、製造、流通到消費的每個階段皆可追溯並具紀錄，遇有問題時得以迅速回溯源頭，有效區隔責任與擴大回收處理效率，防止風險蔓延。

 

其次，除強化行政罰，如停業、撤照、命令改正、公布違規資訊等，還須透過民事責任機制予以強力制裁。現行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已規定業者對於因安全性欠缺造成消費者損害者，應負連帶賠償責任，惟在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下，法院往往不易判決賠償成立。為解決此問題，應在法律上明文設立「違規推定損害責任原則」，亦即只要業者違反食品安全規範，致商品不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，即推定其對消費者所受損害具因果關係，轉由業者舉證其無過失與損害無關，如此將可克服原告舉證困境，達成實質公平。此外，可引進「購買推定損害原則」，即消費者如能證明曾購買該有問題商品，無需證明實際食用與受害，即可請求退費或損害賠償，藉此降低消費者舉證門檻並鼓勵受害人行使權利。

 

再來，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應予以實質落實與擴大，目前雖有消保法第51條可對惡意或重大過失之業者請求數倍賠償，但法院實務採行保守，常見僅按實損加計一小部分比例，無法發揮應有之嚇阻效果，故未來應進一步明定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，得依消費者受害人數、社會影響程度、企業規模及獲利情形核定合理懲罰性賠償額度，以遏止業者重蹈覆轍。

 

為協助消費者爭取權利，主管機關亦應扮演積極角色，衛生福利部及其所屬單位應於重大食安事件發生時主動介入調查，蒐集證據、釐清事實並協助釐清責任歸屬，並可與消費者保護團體、法律扶助機構合作，提供受害人法律諮詢與集體訴訟協助，建立「食安公益訴訟支援制度」。

 

此制度應由政府編列專款專用基金，作為食安公益訴訟之律師費、鑑定費、行政協調費等支出來源，降低消費者訴訟門檻，使得小額損害案件亦得以透過制度化訴訟取得救濟，並促進企業風險控管意識。此外，政府應建立一套由行政機關協助受害消費者提起訴訟之「公費求償機制」，依據事件嚴重程度及涉及民眾人數，由主管機關主動選定代表性事件，提供必要費用協助，並以代表人訴訟方式提起求償，不僅可集中資源有效打擊違規廠商，亦可發揮公權力引導民間力量參與監督與監控之作用。

-事故-消費事故-食安事故

 

瀏覽次數：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