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兒因事故導致終身殘障，母親是否可以主張非財產上損害的賠償？

02 Oct, 2025

問題摘要：

女兒因事故導致終身殘障，母親確有可能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，但其能否獲得支持，仍需法院依個案情節，從損害重大性、侵害型態、行為人之過失程度及社會公平性等因素綜合判斷。因之，「情節重大」除損害嚴重外，亦須參酌加害人之過失情節與社會可非難性，否則即使加害人僅有輕微過失，也須負擔巨額慰撫金，恐失衡平。最高法院曾於多數判例中肯認法院得依行為人過失程度與責任比例，作為判斷「情節重大」之重要依據，避免加害人因責任有限卻須承擔過度賠償。

律師回答：

女兒因事故導致終身殘障，母親是否可以主張非財產上損害的賠償，此一問題的核心，在於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設之「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、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準用第1項規定」之適用要件如何認定。所謂身分法益，係指因親屬關係所生之人格法益，立法者考量此種親情關係之特殊性，認為若因第三人不法侵害而使家屬之一方受有重大傷害時，其近親屬亦會因此承受嚴重精神痛苦，應予以保護，因而增訂第195條第3項。然條文明文限制於「情節重大」者始得請求，並非凡事故必然可得主張。

此一限制的理由，在於避免過度擴張加害人之責任，須在衡平兩造權益之下，僅於特別嚴重之情形，始允許被害人之近親屬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。實務上對於「情節重大」之判斷，採取個案具體審酌，法院通常會從多方面因素考量，包括第一，損害是否重大，例如受害人是否因事故而導致死亡或重度、極重度殘障，造成親屬終身精神痛苦；第二，侵害之型態，若係行為人故意或重大過失，則責任加重，較易認定情節重大；第三，行為人之過失比例，若行為人僅負部分責任，法院或有理由認為侵害之情節未達重大；第四，被害人家屬所受精神痛苦的程度與忍受能力，亦為判斷重點。

換言之，「情節重大」並非單純依損害結果判斷，而需兼顧加害人之過失程度與整體社會公平衡量。舉例而言，若女兒因嚴重車禍成為終身殘障，需要全天候照護，母親作為主要照護者，將面臨極大精神與生活負擔，此種情形顯然屬於損害重大。但若事故肇事責任主要歸咎於他方，例如女兒所搭乘車輛之駕駛人負有過失，而加害人僅負部分責任時，法院可能認為被告之侵害情節不足以構成重大，不足以成立第195條第3項的要件。

反之，若行為人酒駕闖紅燈，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，則因其過失程度極重，社會非難性高，即使受害人本身亦有部分過失，法院仍可能認定為情節重大，准許親屬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。從學理觀點觀察，「情節重大」兼具衡平功能與個案調整作用。葉啟洲教授即指出，立法者使用「情節重大」此高度不確定概念，目的在於賦予法院衡平裁量之空間，使裁判結果更符合個案公平。法院在具體案件中，得依被害人受損程度、侵害方式、行為人主觀惡性與過失大小等多重因素綜合判斷，以決定是否准許家屬之請求。此種設計雖降低法律明確性，但有助於避免僵化結果，實質上更符合法律正義。進一步來看，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，性質在於補償精神痛苦，並具有慰撫及制裁功能。在女兒因事故導致終身殘障的案例中，母親不僅失去對未來正常生活的期待，更需長期承擔照護責任，精神痛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，理論上應屬於重大侵害。

然而，法院仍須審酌加害人責任比例，以避免因部分過失而承擔過度賠償。實務中不乏判決否認家屬請求的案例，例如若被告過失程度僅占三成，而事故主要肇因於被害人或其代理人之重大過失時，法院往往認為侵害情節不足以構成重大，駁回親屬慰撫金之請求。這顯示，責任比例在實務上確實是判斷「情節重大」之重要依據。綜合觀之，母親是否得因女兒事故致終身殘障而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，須同時符合兩大要件：一是損害結果重大，二是行為人之侵害情節重大。前者通常較易成立，因女兒終身殘障確屬重大損害；後者則需視加害人之過失程度、責任比例及整體侵害情節而定。若行為人過失明顯且責任重大，母親得以民法第195條第3項為基礎，請求相當慰撫金；若行為人責任有限，則母親的請求可能遭法院否認。因此，實務上並非一律支持母親之請求，而是必須個案具體判斷。此種設計既保障被害人親屬於極端重大侵害時之救濟途徑，也維持責任分配之衡平性。

按「損害之發生或擴大，被害人與有過失者，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，或免除之。」「前二項之規定，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，準用之。」民法第217條第1項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次按「駕駛機車有過失致坐於後座之人被他人駕駛之車撞死者，後座之人係因藉駕駛人載送而擴大其活動範圍，駕駛人為之駕駛機車，應認係後座之人之使用人，原審類推適用民法第224條規定依同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，減輕被上訴人之賠償金額，並無不合。」(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判例參照)。…查本件車禍之發生，原告陳芃利之弟陳芃志亦疏未注意車輛行經閃光紅燈路口時，應減速接近，先停止於交叉路口前，讓幹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，方得續行之規定，即率爾通過該路口等情，…本院審酌上開資料，認本件車禍之發生被告有30％之過失，原告之弟陳芃志有70％之過失，而依上開規定及判例意旨，陳芃志以機車後座搭載原告陳芃利，則該機車駕駛人陳芃志為原告陳芃利之使用人，原告陳芃利就其使用人陳芃志之過失責任應予負責，準此，被告就原告陳芃利上開損害額應減輕70％，僅就原告陳芃利上開損害額之30％負賠償責任。…而原告曾爓萩主張伊為原告陳芃利之母，原告曾爓萩亦因被告上開不法行為，身心受有莫大傷害，被告應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，賠償原告曾爓萩100萬元云云。惟民法第195條規定，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必須限於情節重大者，始得請求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。查本件車禍之發生，被告過失駕駛行為並非肇事主因，已如前述，依此觀之，在本件侵權行為中，被告過失行為，情節尚非重大，被告之侵權行為，情節既非重大，原告曾爓萩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之慰撫金，即與上開規定有間，應予駁回。(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重訴字第532號判決)

被告駕駛貨車行經閃光黃燈交叉路口時，未能盡到應有之注意義務，與由被害人之弟駕駛機車所載乘的原告女兒發生碰撞，致使乘客遭受頸椎脊椎及脊髓嚴重損傷，最終成為中度肢障之身心障礙者，終身需要他人照護。原告為被害人之母，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責任，不僅要負擔女兒之醫療費用、勞動能力喪失補償及看護費用，亦因其母女身分法益受有重大侵害，得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。

然而，經肇事責任鑑定，法院認定被告僅應就事故負擔三成過失，而被害人之弟駕駛機車未遵守交通規則，疏未減速停讓，責任比重達七成。法院進一步認定，因駕駛人係後座乘客之使用人，後座乘客需承擔其使用人之與有過失責任，因此在計算賠償比例時，被告僅須負擔三成之損害賠償。原告之母親雖主張基於母女關係，其身分法益遭受嚴重侵害，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一百萬元，惟法院認為被告並非肇事主因，其過失情節不足以構成「情節重大」，因此駁回其請求。

依民法第18條規定，人格權受侵害者，得請求除去或防止侵害，並於法律特別規定時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；民法第184條則為一般侵權行為之規範，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並延伸至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義務時；而民法第195條更針對侵害人格權或重大身分法益之情形，明定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仍得請求相當金額之賠償。特別是第195條第3項，將父母、子女或配偶關係下的身分法益納入保護範圍，但僅限於「情節重大」者始得請求。

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、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行為而「情節重大」者，究何所指？實務法院向以個案侵害程度、損害狀況、被害人之痛苦程度及忍受能力等個別情事，客觀判斷是否該當，別無爭議。所謂「情節」，固然應包括損害是否重大在內，但侵害之型態、行為人之故意、過失，包含過失之程度等等，均宜一併納入情節是否重大的判斷要素在內。蓋立法者既然刻意使用情節重大此一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，則此一條文實質上應具有衡平法之性質，也就是說，個案的公平，此時得優先於法律明確性的要求，法院得在個案中考量一切有關的因素，以達成個案中最適切的裁判結果（參葉啟洲，身分法益侵害之損害賠償的實務發展及其探討，政大法學評論第128期，第62頁）。承此而言，將被告侵權行為「責任比例」納入考量，即上開「損害是否重大、過失之程度」之旨，作為「情節重大」的判斷因素之一，具體又合理，值得肯定。

所謂「情節重大」，屬一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，實務上通常從損害結果是否嚴重、侵害之型態、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程度，以及受害人之痛苦與忍受能力等多方因素綜合判斷。最高法院與學理均指出，立法者之所以採取「情節重大」之彈性用語，目的即在於賦予法院衡平考量的空間，使得個案裁判能兼顧公平正義。以本案為例，被害人因事故造成終身失能，對其母親而言確實帶來沉重的精神痛苦，若僅從損害結果面來看，似屬重大；然而，法院進一步考量被告之過失比例僅佔三成，且事故發生之主因係因機車駕駛人未遵守閃光紅燈路口的停讓義務，因此被告雖有過失，但侵害程度相對有限，難以認定其行為「情節重大」。因此法院否定母親之請求，認為難以適用民法第195條第3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實務上確實存在不同角度的爭辯。

身分法益受侵害的判斷應重點放在受害親屬所受之精神痛苦，而不宜過度受限於行為人過失比例，否則將不利於保障家庭成員間之人格法益。例如母親因女兒終生殘障而必須承擔終身照護與心理痛苦，應屬典型之重大情節，不宜僅因行為人過失比例低於五成便否認其請求。

然而，亦有認為「情節重大」除損害嚴重外，亦須參酌加害人之過失情節與社會可非難性，否則即使加害人僅有輕微過失，也須負擔巨額慰撫金，恐失衡平。最高法院曾於多數判例中肯認法院得依行為人過失程度與責任比例，作為判斷「情節重大」之重要依據，避免加害人因責任有限卻須承擔過度賠償。

從制度設計來看，民法第195條第3項之設計，兼顧被害人家屬法益保護與加害人責任範圍合理化兩種價值，其重點不在於任何一方利益的絕對化，而在於平衡。換言之，倘若被害人確因事故遭受極為嚴重的傷害，導致父母必須長期承擔心理痛苦與照護責任，理論上確屬「情節重大」之範圍，但仍須視加害人之行為與責任大小而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