車禍案件就是以刑逼民嗎？

問題摘要：

車禍案件中的刑事告訴與民事賠償，雖然在功能上有所交錯，但本質上仍是不同制度，各自有存在的價值。刑事程序著重在責任追究與社會制裁，民事程序則是填補損害與權益保障。被害人利用刑事告訴作為促成民事和解的手段，從被害人立場、司法資源運用與社會防衛效果來看，仍具有合理性。因此，將其簡化為「以刑逼民」或帶有貶義的策略性用語，未免過於片面。更恰當的理解應是：刑事與民事程序並行使用，是被害人爭取救濟與保障權利的合法選擇。至於是否會濫用，則必須透過檢察官的篩選機制、法院的審理程序以及和解制度的設計來加以防範。總結來說，車禍案件並非必然就是「以刑逼民」，而是被害人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，利用刑事告訴增加談判籌碼，以確保自己的損害獲得補償。這種現象有其合理性，也符合現行法制的運作邏輯，重點在於如何平衡被害人的權利與加害人的保障，以及司法資源的有效運用。

律師回答：

關於這個問題，車禍案件就是以刑逼民嗎？這是一個長期存在於實務與理論上的爭議，所謂「以刑逼民」，一般是指在發生車禍事故後，被害人為了確保自己能得到合理的民事賠償，選擇先行對肇事者提出刑事告訴，藉由刑事追訴的壓力迫使肇事者願意和解或賠償，而不是單純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來請求損害賠償。究竟這樣的操作是否正當，需從法律制度設計、司法資源運用、被害人保障以及加害人處遇多方面來觀察。

首先，車禍發生後，依交通事故處理程序，警方會到場製作事故現場照片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，並留下事故紀錄，受傷者就醫後會有診斷證明書、醫療費用收據，而車輛損壞則會有修理估價單，必要時雙方也會向所在地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鑑定報告，這些文件基本上都是後續訴訟或和解不可或缺的依據。但很多時候，縱然資料齊全，被害人仍然無法順利獲得賠償，原因在於肇事者缺乏誠意，或本來承諾願意賠償，事後卻反悔，甚至主張自己沒有經濟能力無法理賠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單純走民事訴訟，往往曠日廢時，被害人負擔極重，而且即使取得勝訴判決，若肇事者脫產或無財產可供執行，判決也可能淪為一紙空文。於是，許多律師在評估後，會建議當事人先行提出刑事告訴，讓加害人面臨可能的刑事責任壓力。刑事告訴之所以成為常見選項，有其制度性基礎。

依刑法規定，若車禍造成他人受傷，即可能構成過失傷害罪（刑法第284條），此為告訴乃論之罪，被害人於六個月內提出告訴，檢察官即可展開偵查；若造成死亡，則屬過失致死罪(民法第276條)，為非告訴乃論罪，檢察官必須主動偵辦。肇事逃逸罪更是重罪，不論告訴與否，檢察官都必須偵查。換言之，法律本就賦予被害人透過刑事途徑追究肇事者責任的權利，而這樣的權利行使，本身並非脅迫或濫用，而是制度保障。刑事告訴對被害人的意義在於，它能夠讓肇事者感受到更強烈的壓力，因為刑事案件一旦成立，可能帶來刑事前科、自由刑或金錢刑等後果，這往往比單純的金錢賠償更讓肇事者感到嚴重，因此會增加其談判與和解的意願。

換句話說，刑事告訴往往成為促使和解的一種「槓桿」，讓肇事者不得不正視被害人的權益。另一方面，刑事告訴也具有社會防衛與司法正義的功能。若肇事者行為特別惡劣，例如酒駕、闖紅燈、蛇行、逼車，單純透過民事賠償顯然不足以懲戒，仍有必要透過刑事責任來加以制裁，使其對法律有所敬畏，避免再犯。同時，這也能向社會釋放一個訊號：危險駕駛不僅僅是金錢問題，更涉及公共安全與法律責任。

當然，「以刑逼民」仍然引發一些批評。部分學者認為，被害人將刑事程序當作逼迫加害人和解的手段，容易造成刑事司法資源的濫用，檢察官與法院可能淪為民事賠償糾紛的工具。此外，在被害人明顯只想獲得金錢補償的情況下，刑事告訴可能被外界解讀為一種策略性操作，與刑事追訴「懲罰犯罪、維護社會秩序」的目的不符。

另一方面，若加害人確實沒有經濟能力賠償，即使提出刑事告訴也無法獲得實質賠償，反而徒增被害人心理落差。實務經驗顯示，許多被害人雖然提出刑事告訴，但最終目的仍然是爭取和解與賠償。檢察官在偵查過程中，也經常會詢問雙方有無和解意願，甚至積極促成和解，因為若被害人願意撤回告訴，刑事程序可以迅速結束，節省司法資源，被告也能避免留下前科。這樣的制度運作，實際上已經形成某種程度的「刑逼民」效果，但這不應被全盤否定，因為在多數案例中，確實達到彌補損害、化解糾紛的效果。若被害人單純提起民事訴訟，程序拖延往往數年，遠不如刑事告訴所帶來的即時壓力有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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