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築施工事故與國家賠償責任關連性為何？
問題摘要：
建築施工事故與國家賠償責任的關連性，反映出行政機關對公共安全管理的高度義務。國家賠償法第2條與第3條提供不同層面的保護機制：前者針對公務員的違法或怠惰行為，後者針對公共設施本身的客觀安全性。施工階段的事故，國家責任以監督義務為主；設施完工後，則轉化為管理與維護的責任。此制度意在促使國家及其公務員積極履行安全監督、設計審查、施工驗收與後續管理義務，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不受危險，並透過國家賠償制度提供受害人民補償與救濟，達成權利保障與公共責任並行之法治國目標。
律師回答：
關於這個問題，建築施工事故與國家賠償責任之間的關連性，主要在於公有建築或公共設施於設置、施工或管理過程中，因公務員執行職務的故意或過失、或因設施本身的設置或管理欠缺，導致人民生命、身體、財產受損時，國家是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。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與第3條之規定，前者屬「公務員行為責任」，後者為「公共設施責任」。建築施工事故往往牽涉兩者交錯的情境，既有公務員監督不周的「不作為責任」，又有公共設施本身存在安全欠缺的「客觀責任」，因此如何區分適用法律條文，成為國家賠償法實務中重要而複雜的課題。
國家賠償法第2條明定：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」此為主觀過失責任型的國家賠償，必須證明公務員有違法不作為或行為不當。而第3條則採「無過失責任」原則：「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，致人民生命、身體、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此種責任不以公務員之過失為要件，只要設施客觀上存在欠缺並與損害間具因果關係，即成立賠償。
實務上對於「建築施工事故」之性質，需先釐清事故發生時該設施是否已屬「設置完成並開放使用」之公共設施。若仍處於施工階段，尚未提供公眾使用，則多數見解認為不屬於第3條所稱之「公有公共設施」，應回歸第2條規定，由公務員監督不周或怠於執行職務之角度認定國家責任。例如某公共工程在施工中未妥善圍籬或設警示，導致行人墜落坑洞受傷，倘若該工地仍屬承包單位管理範圍，則主要責任在於承包商之侵權行為，但若主管機關未依法履行監督義務、放任違規施工，仍可能因怠於執行職務構成國家賠償責任。法院實務亦多採取此區分：施工階段以監督不周為主，完工後則依管理欠缺論責。依此，建築施工事故中之國家責任可分為三種類型。
第一種為「行政監督怠惰型」，即主管機關對建築或施工行為負有法定監督義務，如建築法第56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審查建築設計圖說、第58條規定應於完工後進行查驗，第91條又規定對違章建築應強制拆除。若主管機關明知施工不符規範或使用不當材料，卻未採取應有措施，例如未派員檢查或未命停工，導致施工坍塌或鄰房受損，即屬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形。在多起建築倒塌案中即指出：主管機關對建築安全負有積極義務，其未依法律職責行動，即屬可歸責之行政不作為，人民得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請求國賠。
第二種為「設置管理欠缺型」，即公共設施在建設或完工後，因結構不良、維修不當或安全措施不足造成損害。若施工事故發生於已供公眾使用的公共建築，如公立學校、政府辦公廳舍、公共道路或橋梁等，則適用第3條的無過失責任。例如公有橋梁因年久失修而坍塌、公共建築外牆磁磚脫落砸傷路人、工地圍籬鬆脫倒塌壓傷行人，法院均認定為設施管理欠缺，國家負無過失賠償責任。此類案件不需證明公務員主觀過失，只要證明設施客觀上未達通常安全水準即可成立。
第三種為「委託施工連帶型」，即政府將公共工程委託民間承包商施工，施工期間發生事故。雖然實際施作單位為私人，但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2項：「前項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管理時，因管理欠缺致人民受損者，國家仍負賠償責任。」法院解釋時多認為，國家委託民間執行公務或公共工程時，若民間管理有欠缺仍視為公務執行之延伸，國家仍應負責。
換言之，人民得直接向國家請求賠償，國家再依第3條第4項規定向承包商追償。此種責任結構確保人民權益不致因承包商財力不足而無法獲償。舉例而言，若道路拓寬工程承包商未設夜間警示燈，導致駕駛衝入施工區受傷，國家須先負賠償責任，再向承包商追償。除上述三類情形外，尚有「驗收與使用階段」的責任問題。當建築工程完工後，主管機關負有驗收義務。若驗收程序流於形式，導致結構缺陷或使用安全不符標準，後續發生事故仍須國家賠償。
建築施工過程中的國家賠償責任，主要涉及公共建設或國家所屬機關在執行建築施工時，因設置或管理上的瑕疵，對人民生命、身體、財產等權益造成損害時，國家需承擔的法律責任。國家賠償法第3條，若建築施工涉及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欠缺，並因此欠缺導致損害，則國家即須依無過失主義承擔賠償責任。以下是針對建築施工國家賠償責任的詳細探討。
在建築施工中，設置指的是建築設計、施工和設備安裝等過程；管理則是指施工期間及完工後的維護、修繕和管理行為。若在建築施工期間，因設置或管理不善，導致危險情況的發生，並對人民造成損害，則可構成國家賠償責任。例如，施工過程中未設置適當的警告標誌、施工現場圍籬不牢固、機具掉落等，都可能被視為管理上的欠缺。
在建築施工中，如果施工設施或相關管理未達到通常應具備的安全標準，即構成欠缺。人民因施工相關問題遭受生命、身體或財產損害。設置或管理欠缺與損害之間有直接因果關係。
在施工中，例如未按照設計規範施工，導致建築物倒塌，或未設置警示標誌，導致行人不慎跌落施工坑洞，這些均可能符合上述構成要件。
國家賠償法第3條採無過失主義，管理機關是否有主觀過失並非決定因素，只要公共設施欠缺導致損害，國家即須賠償。然而，這一責任並非絕對，在某些情況下，國家可以主張免責或減輕責任，如施工期間因地震等不可抗力導致事故，若管理機關能證明已盡合理努力避免損害，則可能免責。如損害源於第三方的惡意破壞或過失行為，而非管理機關的設置或管理欠缺，國家可減輕責任。
在公共建設中，國家通常將施工承包給第三方公司，但國家的監督責任並未因此減少。如果承包商在施工中存在管理欠缺，國家仍需對人民承擔賠償責任，之後國家再向承包商追償。這體現國家作為管理者的責任優先性。例如，在道路拓寬工程中，承包商未設置警示燈，導致夜間行車事故，人民可向國家提出賠償，國家再向承包商追究責任。
建築施工完成後，公共設施的管理責任隨之開始。如果設施因施工瑕疵或後續管理不善，導致人民受損，國家同樣需承擔賠償責任。例如，完工的橋樑因設計不良或材料問題發生坍塌，國家仍需承擔賠償責任。
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「公有公共設施」係指已設置完成並經驗收合格且已開始供公眾使用的設施。理由在於，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興建的各類公共設施，如道路、橋梁、公園等，只有在建造完成並符合驗收標準後，才能正式提供公務需要或公眾使用。未完成建造且尚未投入使用的設施，不具備「設施」的完整意義，因此不適用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的規定。如果施工中出現損害情事，應依民法（例如第一百八十九條）處理，這類情況屬於施工承包商或其他相關主體的侵權責任範疇。
至於針對設置中設施發生損害時，國家賠償法第二條則要求公務員的行為需具備故意或過失，才構成國家的賠償責任。若將第三條擴大解釋至適用於設置中的公共設施，可能導致國家賠償責任過分擴張，超出立法初衷。此外，這也可能帶來對施工監督無法周全的弊病。因公共設施在建設過程中，通常是通過招標承攬施工，施工承包商對工地安全與風險預防應負主要責任，而政府機關作為定作方，僅需派員進行基本監督，防範偷工減料或違規施工等問題。因此，對於尚未完成設置的「設施」，若因施工過程中產生損害情事，將國家納入賠償主體是不適宜的。
公共設施在建設完成前並未正式具備公眾使用的性質，法律責任應由承包施工單位承擔。這是因為施工期間的安全管理主要屬於承包商的責任範疇，政府機關僅負有監督施工進度與品質的義務。例如，在道路施工期間，若因施工機具未妥善固定導致意外事故，施工單位應為此負責，而非政府機關。此外，若國家需對施工期間所有可能的事故負賠償責任，將過分擴大國家的責任範圍，並可能影響公共設施建設的效率與推動。
實務上，如公立學校新建禮堂因施工瑕疵導致天花板塌陷砸傷學生，主管機關未善盡驗收監督義務，構成國家賠償責任。反之，若事故發生後屬使用單位日常管理不當，如未定期檢修、漏水導致結構腐蝕、未維持消防安全等，亦屬管理欠缺，依第3條論責。
進一步而言，法院對「設置或管理有欠缺」採「修正客觀說」，即以一般社會通念可合理期待之安全狀態為標準，若設施不具備此等安全性即構成欠缺，不論主管機關主觀上有無過失。例如橋梁應可承載一定重量，若僅能承載設計負荷的70%即屬欠缺，即使主管機關不知情亦不能免責。
然國家賠償並非絕對責任，若事故源於不可抗力，如地震、颱風、土石流等自然災害，或第三人故意破壞、偷竊造成損害，且國家已盡合理注意義務，則可免除或減輕責任。另一方面，若受害人自身亦有過失，如擅自進入封閉工地或違規靠近危險區域，法院可依民法第217條準用過失相抵原則減輕國家賠償金額。
舉例而言，行人明知工地張貼警告標誌仍跨越圍籬進入施工區受傷者，國家僅負部分責任。建築施工事故的國家賠償適用，也涉及行政程序與舉證問題。人民如認為事故起因於主管機關不作為或設施欠缺，可自知悉損害及應負責機關起兩年內向該機關提出書面賠償請求，機關應於兩個月內處理，逾期未答覆或不服決定者，得提起國家賠償訴訟。訴訟中，人民須先舉證事故事實、損害內容及與設施或不作為間之因果關係。若屬施工階段事故，需證明主管機關未依法監督、核准或檢查；若屬設施管理欠缺，則需證明設施安全性不足。實務上法院常採舉證責任轉換原則，若人民已提出初步證據顯示管理有疏漏，主管機關若不能提出具體反證證明其已盡注意義務，即推定其負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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